第一章

大战前的沉寂

密密麻麻的铅字报道的都是临战前的紧张气氛；

自从卢沟桥枪响以后，驻防西安的宋希濂的心早已飞向了抗日前线；

对于日本这个惹不起也躲不起的邻国，蒋介石忧心忡忡。

1/ 一触即发

由南而北的淞沪铁路以江湾为中心。东江湾路1号面对四川北路的拐弯处，像军舰状地横卧着一幢四层高的钢架混凝土大楼。椭圆的外形和粗壮的门柱以及粗线条式的建筑风格，显示出大和民族的骄横和强壮，这幢建于1924年、占地6,130平方米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重要据点和指挥部。

这幢军舰状的大楼背后，淞沪铁路逶迤而过。这里是虹口地区的繁华地段，也是公共租界和华界的边缘地区，横浜路、宝山路、宝兴路和四川北路在这里交会，相距不远的北面，是松柏苍翠的虹口公园。而宝山路上狭窄而平坦的八字桥，却因爆发了1932年十九路军的“一·二八”抵抗和1937年的“八·一三”抗战而闻名。

和1932年的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，1937年“八·一三”的淞沪抗战是日本侵略军的又一次故伎重演，也是贫弱而坚毅的中华民族又一次悲壮的呐喊！

那一天是星期五。8月的太阳热得像火球在天空燃烧一样。

住在法租界的姜豪，一吃完早饭就急匆匆地赶往西藏路三马路的一条里弄。里弄里有一幢二层的老式楼房，这里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秘书处的办公室。秘书长叫陶百川，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。小个子的姜豪那年29岁，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监察委员兼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书记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“抗日救亡”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，上海市的工人、妇女、青年和学生纷纷成立各行各业的群众救亡组织。*上海地下党领导的500多个半公开的秘密组织全是合法的社会团体，他们得到市党部的许可证，又经过社会局的登记。救亡团体的目的大都是支援华北的抗日运动。1937年的夏季，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。

姜豪刚刚从庐山参加暑期军官训练团回来。蒋介石亲任训练团团长，陈诚任教育长，下设30个中队，每个中队150人，人人都是雄赳赳的一身戎装，中队长由师长担任，原定三个星期的训练课目，结果两个星期就提前结束了。

原因是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。7月4日训练团开学，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。姜豪是以上海市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蒋介石7月17日召集的庐山谈话会的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意见，他说：“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占领，那么我们五百年的故都，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！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。北平若可变成沈阳，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！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。”

姜豪记得十分真切，蒋介石说到这里的时候提高了嗓音：“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，我们当然只有牺牲，只有抗战！……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！”

聆听了这番讲话，姜豪的心中既激动又紧张。自从日军挑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十九路军被迫撤退，而后，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、退让政策，与日本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中国军队就失去了在上海驻军的权利。眼见野心勃勃的日本兵又点燃了华北的战火，血气方刚的姜豪知道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大战在即，复仇的炮火可以扬中国人的民族正气，但两军交战，上海又该蒙受多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？